1949年1月8日，国民党政府要求美、英、法、苏四国政府“调停”中国内战的请求先后遭到拒绝。在这样的形势下，1月21日，蒋介石以“因故不能视事”为由宣布“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其“总统”职务。

李宗仁上台后的第二天，便以“代总统”身份表示愿以中共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企图实现划江而治的局面，以此巩固自己的地位。此后，李宗仁多次派人拜访张澜，请求他重新出面调解国共关系。

1949年1月27日，张澜与黄炎培等民盟领导人郑重表示：“从前国共两党之争，我们是第三者，但现局势已完全改变，现在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而我们站在革命的一边，所以不能充当调解人。”

同时，张澜还针对蒋介石的元旦文告发表声明，斥责了他假和平的阴谋。这一做法得到了中共和各民主党派的支持，但也引起了蒋介石的仇恨情绪。

1949年1月30日，北平和平解放。3月5日，民盟总部临时工作委员会在北平成立。民盟致书毛泽东，明确表示民盟接受中共领导。

接着，毛泽东邀请张澜等赴北平参会。眼看越来越多的民主人士即将汇聚北平，参加中国共产党发起的新政协会议，国民党反动派便加快了劫持张澜南下的行动。

4月23日，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宣告解放，人民解放军剑指上海。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收到蒋介石密电：要求暗杀在押共产党和民主人士。暗杀名单里有两位民盟的重要人物——张澜和罗隆基。当时，他们一起因病在上海虹桥疗养院休养。

接到对张澜动手的指令之后，毛人凤立即布置行动，由时任上海市警察局局长毛森负责执行具体的暗杀任务。

5月10日，毛森下令抓捕张澜等人，派出军警包围虹桥疗养院。危急关头，副院长郑定竹挺身而出，提出张澜年事已高，身患多种疾病，如果移动，恐有生命危险。

经过一番交涉，郑院长立下担保字据，军警才同意暂将张澜“寄押”在疗养院中，由特务日夜轮班看守，严密监视。

得知这一消息，周恩来焦急万分。他立刻电令上海地下党组织，全力营救保护张澜等人。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吴克坚感到责任重大。当时他也是国民党保密局通缉的要犯，只能暗中活动。究竟如何展开营救呢？他想到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杨虎。

蒋建农

华南师范大学 教授

杨虎本来是蒋介石的一个帮凶，但后来被蒋介石冷落了，继而和中共方面有一些联系，和民主党派人士也有一些联系，政治立场有一些变化。因为他曾长期担任上海的警备司令，又是一个出名的反共人士，由他出面协调，营救会更方便。

周恩来通过地下党转告杨虎，要他设法营救张澜。杨虎将这件事交给他的亲信阎锦文处理。阎锦文是上海警备司令部第三大队副队长，虹桥疗养院处于他的辖区之内。

5月24日晚9时，阎锦文带着军警来到虹口疗养院，接到张澜、罗隆基后，随即驾车带人离开。为了甩掉跟踪的卡车，他按计划行驶到外滩码头，到达码头后突然加速向北，再急速左拐，钻进一条人流会集的街道。为确保万无一失，阎锦文又向相反方向急速行驶一段路，确信已完全脱离危险，才停靠在法童公学门口。最终，张澜和罗隆基安全进入杨虎公馆地下室。

得知张澜、罗隆基获救，毛森立即组织人马四处搜捕，但毫无结果。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次日，张澜、罗隆基、史良发表联合声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而中国各民主党派所共同参加的人民革命，这是中国全体人民整个民族彻底翻身、彻底解放的革命。我们要切实遵行毛泽东先生所倡导的新民主主义。”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站满了参加开国大典的各界人士。而站在毛泽东主席身边的，正是当选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张澜！

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张澜难掩激动，一个旧时代结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即将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