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儿子购买婚房后，母亲认为多年来儿子并未尽孝，因此将其告上法庭，要求他返还购房款。8月14日，记者从北京东城法院了解到，近日，该院判决，370万元购房款应被返还。

庭审现场

杨晴（化名）是一名单身母亲，此前名下有一套位于北京东城区的房子。杨阳（化名）是杨晴的独子，留学前他和母亲一直生活在这套房子里。2017年，留学回国的杨阳参加工作。想到儿子已到适婚年龄，自己房子的面积又比较小，杨晴决定卖掉名下的房子，用卖房的钱置换一套大一点的房子，将来和儿子一家一起生活。

2018年5月，杨晴将房子成功卖出了370万元。之后，杨晴分多笔将钱款转给杨阳，用来购买通州区一套面积较大的房子。当年9月，杨阳取得房子的产权证，产权证上写明，房子为杨阳单独所有。

2019年6月，杨阳结婚，杨晴与杨阳夫妇一起居住在新买的房子里。婚后没多久，儿媳就与杨晴因日常琐事发生矛盾。此后，双方矛盾不断激化，杨阳与杨晴的关系不断恶化，杨阳和妻子随即搬了出去。2019年10月，杨阳的妻子再次与杨晴发生争吵，杨阳一怒之下，将杨晴的微信拉黑。

此后三年多的时间里，杨阳与杨晴之间再无来往，杨阳甚至连一个电话都没给母亲打过，有什么事都是通过其他亲属转达。杨阳也曾多次向亲属表示，希望母亲从房子里搬出去。

2022年，眼看快三岁的女儿到了该上幼儿园的年纪，为了解决孩子上学的问题，杨阳给自己的外祖母发微信，提出了三个解决方案，其中第三个方案里明确写明：“把通州的房子卖了，让我妈拿着她原来卖房的钱再换一个房，我再攒钱买一个房。”杨阳还在微信里表态，如果三种方案母亲都不同意，将考虑去法院起诉。

看到儿子的微信，杨晴感到非常寒心。她担心如果杨阳起诉自己，会落得个无家可归，便向东城法院起诉，要求杨阳返还购房款370万，以备将来养老之用。

庭审中，杨晴和儿子杨阳对于钱款的性质各执一词。杨晴认为，自己从未表明370万元是赠与给杨阳的，应认定为借款；杨阳则认为，这370万元是母亲赠与自己的。

杨晴表示，由于是母子关系，所以没有签署借款协议和借条。虽然在子女经济条件有限时，父母在其购房时给予资助属于常态，但不能将此视为理所当然，也绝非法律所倡导，否则严重违背了法律公平正义的理念。子女成年后，父母已经尽到了抚养义务，并无继续提供供养的义务。父母出资为子女买房，除明确表示赠与外，应当视为以帮助为目的的临时性资金出借，子女负有偿还义务。

杨晴还表示，自己名下已没有住房，儿子与自己关系不睦，她也无权处置杨阳名下的房屋，随时面临着被扫地出门的风险。庭审中，杨晴提交了转账记录、银行流水、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

杨阳认为，他与母亲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母亲出售名下房屋是为了给他购买婚房，他从没有过向母亲借款的意思，双方也没有借条、收条、借款合同等书面文件或任何口头约定，此外，母亲也从未向他催要过这笔钱。

因此，杨阳认为这笔钱是母亲赠与自己的。杨阳表示，杨晴将钱款转过来时，自己正准备结婚，作为母亲，为孩子置办房产是风俗习惯，而且这笔钱也会作为新组成家庭的启动资金，是母亲对孩子开始新生活的资助和赠与。在出资时意思表示不明的情况下，从社会常理出发应认定该出资为赠与。

东城法院审理认为，该案的争议焦点为杨晴向儿子杨阳支付的370万元款项性质应如何认定。

从法律规定的层面来看，该案中，杨晴依据转账凭证及杨阳向其外祖母发送的微信记录内容，主张370万元款项系借贷性质，而杨阳辩称该笔款项为赠与性质，应对此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对于赠与事实的证明标准高于一般待证事实，需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

此外，法官表示，从伦理人情的层面来看，父母将为子女出资购房作为赠与的情形较为普遍。但是，父母资助子女购房并非其法定义务，子女成年之后，父母已经尽到了抚养义务，并无继续提供供养的责任。相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四条的规定，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法定义务。如果父母倾其所有资助子女买房，而子女却不履行对父母的赡养义务，法院仍将出资行为推定为赠与性质的话，显然对父母而言显失公平，有违法律公平正义之理念。

该案中，杨晴作为单身母亲，将原有住房出售后名下已无任何房产，而儿子杨阳因其妻子与母亲存在矛盾，已经三年多未与母亲联系，未尽到作为子女的赡养义务。如果将案涉款项认定为赠与，则在母子关系不睦的情况下，母亲不仅积蓄全无，还可能面临被儿子赶出家门的风险，因此，从利益衡平的角度，亦不应将案涉款项性质认定为赠与。

最终，东城法院认定杨晴向杨阳支付的370万元应为借贷，判决杨阳返还杨晴借款本金370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