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9年，和珅被革职下狱，但与他有关的吏治腐败，却并未随之结束。嘉庆“只罪和珅一人”的做法，无法澄澈已经腐败不堪的官场。所以，和珅染指的漕运，虽然多次更换主管官员，但换汤不换药，收效甚微。到道光初年，漕运腐败、漕政不兴的局面仍不见有丝毫好转。

在清代，漕运与河工、盐法并称为“三大政”，康熙更是将漕运与河务、三藩同列为三大事，“束宫中柱上”，作为“治国要务”。清朝之所以如此重视漕运，是因为漕运保障了京师的物资供应，为京师的稳定提供了坚实的物资保障。

清政权是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为巩固统治，政府官吏实行双轨制，满汉并列，机构庞大，京师附近还驻扎10余万八旗军士，八旗官吏和士兵的背后还有数十万不劳而食的家属，他们的赡养米粮大多来自漕运。

清朝中前期漕运状况。▼

“漕，水转谷也。”这是《说文解字》对“漕”的诠释。从秦汉开始，到清朝，漕运的历史长达两千多年。两千多年的漕运，最大的事件莫过于京杭大运河的贯通，南粮北运的格局由此形成。历史上，南粮北运，曾漕运和海运并举，但明朝海运废弃，漕运成了唯一选择。到清朝，朝廷更是依赖漕运。漕运因此也成了贪腐的重要滋生地。

道光初年（1821年），有漕省份米价每石约一两白银，从征收、漕运到京通交仓，米价每石高达白银十余两，可见漕运过程中贪官污吏盘剥勒索之严重，漕运系统形成的贪腐势力已经严重影响到京师的稳定。

1824年冬，洪泽湖东岸的高堰大堤决口，淮河水位下降，自高宝至清浦一带河道淤浅，造成漕运极大困难。为解决漕粮北运，朝廷内外要求改河运为海运的呼声再次高涨。道光皇帝有意趁此机会废漕运而兴海运，但漕运养肥的贪腐势力不甘就此撒手。关键时刻，道光皇帝决定启用贺长龄、陶澍等新势力。

《先人的湖湘：善化贺氏》的作者罗宏。▼

《先人的湖湘：善化贺氏》中，作者罗宏认为道光把贺长龄调到江南，先后任江苏按察使和布政使是经过了观察考虑的。道光元年，贺长龄从京城外放南昌做知府，次年升山东兖沂曹济道，第四年任山东按察使，同年调任江南任江苏按察使，第五年升为江苏布政使。

这种调任轨迹和升职速度，“显然有考察和重用的意图”。而贺长龄也不负考察，在山东任上，他“重实经世”,认识到当地水利建设与运河、漕运关系密切,并注意到漕粮河运存在的壅塞问题，为此，贺长龄开沟洫，兴水利，百姓收获倍增。

陶澍拈花图。▼

贺长龄到任之后，与江苏巡抚陶澍集中精力积极策划和筹办漕粮海运。在魏源代他所作的《复魏制府询海运书》中，贺长龄大力为漕粮海运鼓与呼：“海运之事，其所利者有三：国计也、民生也、海商也……”

贺长龄尽心竭力，全力操办漕粮海运。他赶赴上海，召集当地的牙行、船户，向他们“开诚晓示”，从而使很多船商“踊跃急公，陆续投具承揽”漕粮海运。由于贺长龄等人努力实干，1826年2月第一批漕粮海运取得成功，一时震惊朝野。

曾任两江总督、时任漕运总督的琦善念及贺长龄“亲驰海澨集贾买舶者千樯，播皇仁而普协商情，免税缗者万计，筹费则悉从撙节……遴员则必取廉勤”而上奏请奖，道光帝朱批：“藩司贺长龄布置精详，著交部议叙。”

因母病故回长沙丁忧前，贺长龄经历了京官外放、经历了多个岗位的历练并取得令人刮目相看的政绩。《先人的湖湘：善化贺氏》中，罗宏替他的这位先人算了下，从道光起用贺长龄到贺长龄代理山东巡抚，7年时间连升十级，这个升官速度，“比曾国藩还牛”。

贺长龄的仕途进步，因母亲病故而中断。丁忧制度始于西汉，规定官员在父母死后须为其丁忧（即离职）三年，带有强制性。其后历届王朝基本上继承了西汉的丁忧制度。到清朝，朝廷为保证满族官员的比例，满族官员丁忧的时间曾短至1个月。

贺长龄像。▼

为保证行政机构正常运转，官员丁忧，必有人替补，因此，绝大多数丁忧官员不仅错失了升迁机会，丁忧期满后，还很难再恢复原职。

道光十年，贺长龄45岁，正当壮年，如果不是因为丁忧，他的仕途应该另有一番格局。丁忧加养病，贺长龄歇了5年，他的仕途之所以并未凉凉，除了他此前在山东和江苏任上多有建树外，还有个重要的原因，他主持编纂了《皇朝经世文编》。这让他虽然暂离了官场，但影响仍在。

贺长龄潜心政务，因此《皇朝经世文编》的实际编撰，是被后世称为近代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又被称为天才写手的魏源。

《皇朝经世文编》。▼

120卷的《皇朝经世文编》，收文2236篇，全书分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八类,类下又分子目。所选辑的官方文书、专著、述论、奏疏、书札等文献，反映了清代部分学者和官吏“经世致用”思想及改革图治愿望。

《皇朝经世文编》编撰时，正是漕运的海运派和河运派斗争最激烈的时候，为了证明海运的可行性，贺长龄需要从先圣时贤的论著言说中寻找能够支持到自己的理论根据。《文编》以三卷的篇幅选择有关漕运的有价值的文章，其中重要的一篇是曾与和珅同期为官的谢阶树所著的《改运议》。

《改运议》主张海运，还提出运输方法由军运改为“募客舟之法”，并特别建议在苏松一府开展雇沙船海运漕粮的试点，然后逐步推广到其他地区。这些建议，成为日后陶澍和贺长龄试行漕粮海运的基本构想。

《皇朝经世文编》。▼

在代贺长龄复署两江总督魏元煜的信中，魏源论述了漕粮海运的有利条件，河运的种种困难，批驳了海运可能遭遇“海盗”“风潮”“霉湿”的浮言。以及在海运过程中，在出海口的上海和上岸口的天津，“得其人则能行，不得其人则不能行”的理由，可谓设想周详、举措完备。

《皇朝经世文编》行世后，开启了近代经世思潮，续书争出，影响深远。比贺长龄晚生了半个世纪的张之洞也曾说：“善化贺氏，武进盛氏《文编》，于经济、掌故、交涉、政要，最称明备。”

魏源像。▼

魏源20多年的幕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段应是在贺长龄指导下编撰《皇朝经世文编》的那两年。《皇朝经世文编》的编撰始于1825年，完成于1826年。虽然看起来只历时两个年头，实际上是贺长龄入仕以来多年对相关素材收集、积累和注意的结果。不然，魏源再天才，以他当年的见识和资历，断不能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完成如此大工作量的巨著。《皇朝经世文编》编完，魏源的经世思想也迅速成熟。

随着《皇朝经世文编》的影响力，贺长龄的人脉旺盛一时。虽然后世谈及《皇朝经世文编》时，常有人只谈魏源，忽略了魏源当时的幕主贺长龄，但贺长龄应该会庆幸有这么一位天才写手和改革帮手。

《先人的湖湘：善化贺氏》中，罗宏提到了贺长龄遗文中题为《耐烦劳说》的一篇。这是篇讨论为官的天职义务的文章。其基本观点是，当官者就是为民操劳的命。

贺长龄的仕途中，有所为，有所不为，而为和不为，他依据的，不是有利自己进退的官场经验，而是他在《耐烦劳说》中所强调的是否有利于百姓：“官亦不能遽使其民，必须与民相亲，为民任事，使吾民感我之恩喻我之意，上下交孚，欢然若一家父子……”

《先人的湖湘：善化贺氏》中，罗宏认为贺长龄的这番表态，“更多的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处理国家和人民的关系”，这在同时代官僚中，非常罕见。

贺长龄故居。▼

如果说贺长龄前期改革漕运等是为皇帝分忧，并因此屡获嘉奖和升迁，那他近10年的贵州巡抚任上，则多是“为民任事”。

在贵州，贺长龄禁鸦片，重文教，大力兴办书院和义学。他发现“黔地苦文教未兴”后，便捐出自己的廉奉，督促各守令创办书院和义学。仅在两年的时间里，各地都纷纷建起了书院和义塾。他还严格督教生员，将书院分为上、内、外三舍，根据生员不同的文化程度分舍讲学。公务之暇，他亲自到书院讲学和考核生员。经他选入上舍的34名生员，多数都考取了举人。

最值得一提的是，贺长龄还捐筹经费，在贵阳修建“尚节堂”，供守节的寡妇居住，并为寡妇的孩子开办“义塾”，解除了守节寡妇的后顾之忧，树立了良好的社会风尚，净化了社会环境。还开办了“及幼堂”，专收父母双亡、无依无靠的孤儿，既请先生教他们读书识字，又派工匠教他们学习手艺，以便他们长大以后，既有文化，又有一技之长，能够自己谋生与创业。

为撰写《先人的湖湘：善化贺氏》，罗宏去贵州请教当地的文史专家，当地的文史专家告诉罗宏，民国年间，贺长龄办的“尚节堂”仍在，为表示对贺长龄的感激，尚节堂除传统节日外，还在贺长龄的诞辰日农历二月初八举办特别的祭拜活动。这个祭拜活动，始于贺长龄离开贵州去云南赴任云贵总督，哪怕后来贺长龄很快被贬，也未废止。

《先人的湖湘：善化贺氏》中，罗宏认为贺长龄尽管有经世派领袖的盛名，以务实能力著称，却没有领悟在朝为官，最务实的是迎合圣意。贺长龄真的是没有领悟到迎合圣意的重要性吗？后人的揣测仅仅只是揣测，真正的答案只有当事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