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小艾（化名）发现自己存在多笔信用卡及贷款长期逾期还款记录。她焦急万分，这些不良征信记录可能会影响她将要申请的银行贷款。

经朋友介绍，小艾了解到某公司可以帮她“修复”不良征信记录，她立即着手联系。

经沟通，小艾与某公司于2020年12月23日签订了《征信记录申诉咨询协议》，协议约定某公司为小艾提供征信报告解读与说明、征信报告异议申诉咨询两种服务，双方还就服务期限、服务费、双方的基本义务、协议生效、违约处理等均作了约定。

当天，小艾就向某公司支付了服务费1.7万元，并在付款时附言“小艾修复征信”。

付款后，某公司员工邀请小艾建立了“小艾征信修复”微信群，在群内沟通服务事宜。

小艾按照某公司要求提供了申诉所需材料，并多次在微信群中询问办理情况：“离年前只有一个月”“年后急用”“半个月后能否修复好”。

某公司员工答复：“给你加急插队尽量赶在年前”“目前银行那边在处理中”“在处理中没那么快”。

然而，2021年1月30日后，小艾再次在群里询问进度，群内再无人回复，员工们仿佛“集体消失”。

3月3日，小艾在群内留言“如果修复不好就退费吧”，还是无人答复。

“修复”没办成，钱也不退，小艾很气愤，随即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解除双方签订的《征信记录申诉咨询协议》，某公司返还小艾1.7万元服务费，并支付小艾因维权产生的律师费6千元。

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小艾不服，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小艾上诉称，双方签订的《征信记录申诉咨询协议》约定：“如在委托服务期间（90日）因乙方原因未能完成征信记录申诉，在双方确认核实与协商后，乙方按本协议中未能申诉成功的比例退还已收的服务费用”，某公司在微信聊天中也承诺为其“修复”不良征信记录。现委托服务期间届满，某公司仍未提供完整的咨询服务，应当退还服务费，并支付律师费6千元。某公司二审未应诉答辩。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双方签订的《征信记录申诉咨询协议》确实包含小艾上诉所称内容。另查明，协议约定，申诉咨询服务完成标准以电话向金融机构核实或以征信报告为准。

二审中，经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释明，小艾表示如涉案协议被确认为无效，无效后果请求在本案中一并予以处理。

最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定双方签订的《征信记录申诉咨询协议》无效，改判公司全额返还1.7万元服务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