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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9月25日，距离新中国五周年国庆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一位应邀参加国庆观礼的英国人士找到了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沬若先生，他带来了一封神秘的信。
信中，伦敦动物学会希望赠予中国两对麋鹿。为什么当时英国人要送麋鹿给中国？这种动物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张民军是东北师范大学研究战后中英关系的教授，关于这次麋鹿赠送活动，他曾做过专门的研究。
图：张民军搜集资料
在他搜集到的众多资料当中，一份解密的英国外交档案极为关键，它记载了这次麋鹿赠送活动当中的诸多细节。
麋鹿，在中国俗称“四不像”，它是中国特有的一种鹿科动物。从春秋战国至元明清，古人对麋鹿的记述不绝于书。
图：古代关于麋鹿的记载
根据国际惯例，赠送或交换的动物一般都是本国的珍贵物种，为什么这次送来的却是中国本土物种呢？
这还与麋鹿种群的一段特殊身世有关。
郭耕是北京麋鹿生态中心的副主任，在他看来，麋鹿种群跌宕起伏的命运与一个法国人密不可分，这个人就是阿尔芒·戴维。
图：阿尔芒·戴维
1865年秋，在瑟瑟秋风中，法国人阿尔芒·戴维的身影出现在了北京南郊的皇家猎苑之外，他听说这里围墙内存在着神奇的大型动物。
当阿尔芒·戴维越过皇家猎苑的围墙，见到这种动物时，他敏锐地感觉到，这群所谓的“奇异骡子”，很可能是一种当时西方动物分类学中从未记载过的动物。
各国的博物馆、动物园甚至是一些富商、权贵都纷纷来到中国，想尽一切办法，从北京的皇家猎苑里获取麋鹿，然后长途海运，送往各国的动物园，中国麋鹿的命运也从此发生了改变。
图：偷看麋鹿的外国人
正当中国的麋鹿名扬海外之时，1894年，皇家猎苑附近的永定河洪水暴涨，这一洪灾，给中国的麋鹿种群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图： 永定河洪水
随着时间的流逝，圈养于欧洲一些动物园中的麋鹿也因繁殖问题慢慢绝迹。最终，世界范围内的麋鹿仅剩英国的贝德福德公爵放养在家族领地——伦敦乌邦寺庄园的18头麋鹿得以健康存活，而这18头麋鹿也就成为这种动物能否在地球上延续种群的唯一希望。
图：伦敦乌邦寺庄园
麋鹿特殊的身世让伦敦动物协会赠送麋鹿的这个提议显得意义非凡。但当时中英两国尚未建交，这让这种民间的交流充满了不确定性。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副教授 张民军：
1954年 9月25日，英国世界和平理事会的书记处书记蒙塔古到达北京。9月28日，郭沫若就给他写了一封回信，他说他非常感谢伦敦动物园能提出这种让麋鹿回中国的建议，中方乐意接受麋鹿回来。而且郭沫若在信中说，让麋鹿这个珍贵的兽群重返中国，不仅是保护动物的行为，而且是中英友谊和文化交流的一个象征。
郭沫若信中友好而肯定的态度给英国的朋友增添了信心，更让麋鹿回家的进程向前大大迈出了一步。
图：郭沫若的回信
在收到英方送还麋鹿的提议后，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迅速安排北京市园林处就麋鹿的饲养问题召开座谈会。为了能妥善地处理这一关系到中英两国友谊的民间活动，座谈会还专门请来了外交部西欧非洲司以及中科院办公厅的相关负责人。
为了礼尚往来，中方还决定向英方回赠一对扬子鳄以表谢意，同时将具体接收事务交由北京市园林处负责。
图：扬子鳄
在双方的努力下，1956年4月28日，阔别中国半个多世纪的麋鹿终于回归故土。1956年春，从英国送回的两对麋鹿健康活泼地开始了新的生活。
图：麋鹿夫妇
麋鹿回家后，于1957年产下一只幼仔，在当时的《人民日报》上，还刊载了这一令人欣喜的消息。
次年，又有一只小麋鹿顺利诞生。接二连三的好消息，给当时期待麋鹿在中国重新建立种群的人们带来了不小的希望。
然而，之后的现实却开始与人们的期望渐行渐远。难产率高，子二代、子三代后无法正常繁衍后代。
正当麋鹿在回家路上经历重重曲折之时，世界外交格局的诸多变化又给这条回家之路带来了新的希望。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时期。许多动物学家呼吁实施具有规模的麋鹿重引进工作，而这样的呼吁也得到了当时拥有世界上最大麋鹿种群的英国乌邦寺庄园的响应。
这一次，麋鹿们是否能在故土上成功地开枝散叶、建立种群，人们充满了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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