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在全国性抗战开始之后，袁牧之等左翼电影人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宣传抗日，但是国民党政府不仅片面抗战，还竭力阻止电影工作者拍摄宣传抗战电影的要求，再加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铁蹄已经踏入上海，影视基地大量遭到破坏，使上海的电影摄制工作变得异常艰难。

纪录片比故事片更真实、更有力，如果中国电影人能够全情投入拍摄制作纪录电影，则有可能更有效地宣传抗战。

打定主意，袁牧之邀请好友陈波儿和剪辑师钱筱璋，与他共同拍摄一部反映共产党和敌后战场抗日的纪录片。

然而，拍摄一部纪录片需要大量的经费和专业的器材设备，袁牧之等人并不具备这些条件。不仅如此，当时国民党对边区的封锁十分严格，带着摄影机进入边区更是难上加难。这些困难摆在袁牧之面前，仿佛一盆冷水浇下来。

经过一番商议，袁牧之等人决定先到武汉，然后再想办法去延安。

1938年的春天，生机勃勃，春意盎然。这天，袁牧之正在家中休息，突然有人敲门。来人正是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来通知他去办事处一趟。袁牧之为之一振，猜想一定是关于去延安拍摄的事情有了眉目。

到了约定的这天，袁牧之兴冲冲地来到办事处驻地，令他意外的是，在等他的人竟然是周恩来。

周恩来告诉袁牧之，希望以袁牧之拍摄这部纪录片为起点，逐渐创造条件，有步骤地建立共产党自己的电影机构。

对于周恩来和共产党给予的信任，袁牧之兴奋不已，他欣然接受了这份工作。回到住所后，袁牧之便开始着手准备奔赴延安拍摄纪录片的事宜。

然而，想要拍摄一部纪录片，不仅需要有专业的器材设备，还需要专业的技术人才，这些设备、人员去哪儿找呢？

就在袁牧之一筹莫展之际，一个人的身影很快浮现在他的脑海中，他就是袁牧之的同事兼好友，摄影师吴印咸。

吴印咸曾与袁牧之多次合作，担任过《生死同心》《马路天使》等电影的摄影师，他的摄影水平高超，为人沉稳可靠，是袁牧之心中的不二人选。袁牧之即刻给吴印咸发电报，邀请他来武汉。

吴印咸随即答应了袁牧之的邀约，前往武汉与他会合。

摄影师确定了，但是摄影器材和胶片还没有着落。

就在两人愁眉不展之时，一个外国人的到来，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希望。

这个人就是荷兰纪录电影大师约里斯·伊文思。

伊文思在战乱中的中国度过了半年多的时光，即将启程回国。临行前，伊文思向周恩来提出，希望可以与中国进步的电影艺术家会面。

1938年的一天，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伊文思和袁牧之这两位电影艺术大家终于在武汉见面了。他们一见如故，相谈甚欢，甚至忘记了时间。在翻译的一再催促下，他们才意犹未尽地结束了这次谈话。

临别前，伊文思听说袁牧之即将赴延安拍摄纪录片，十分羡慕。得知袁牧之只有一台16毫米的摄影机后，伊文思主动提出，愿意把自己的一台35毫米的手提摄影机和剩余的几千尺胶片留给他，作为对袁牧之的支持。袁牧之听后，激动不已。伊文思的赠与对他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

但是由于事出突然，伊文思的摄影机和胶片都未带在身边，两人便约定第二天晚上再次见面，交接器材。

袁牧之兴奋地将这个好消息报告给周恩来，没想到周恩来知道后，却反对袁牧之再次与伊文思见面。

长期从事隐蔽战线工作的周恩来认为，两人这次长时间的会谈，很可能已经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如果第二天晚上再相见，势必会威胁到二人的人身安全。

再者，袁牧之作为一位家喻户晓的大明星，目标过于明显。器材一定要去交接，但还是换一个人去比较稳妥。这么重要的事情，派谁去才最合适呢？

第二天傍晚，吴印咸乘坐周恩来安排的汽车，按照约定，来到汉口郊外的一条马路边等候。

这时，远处缓缓驶来一辆车，车上的人正是伊文思。

伊文思将一台35毫米的“埃姆”摄影机和2000英尺电影胶片交给吴印咸，用不熟练的中文低声说：“延安！延安！”环境的险恶，使得吴印咸顾不得和他交谈，只有用力紧紧地握了握他的手，以表示对他无私援助的感谢和敬意。

在夜幕的掩护下，二人匆匆分手，甚至连对方的面容都没来得及看清楚。

1938年8月中旬的一个清晨，袁牧之和吴印咸二人换上了八路军军服，化装成普通的八路军，准备随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军事人员一起，乘坐火车从武汉出发。

随着一声汽笛的长鸣，火车渐渐驶出汉口站。看着后退的人流，城市和街道，袁牧之和吴印咸踏上了新的征程，奔赴他们梦寐已久的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