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在河北邢台的一家医院里，一位外国医生听说在河北昌黎有八路军活动的消息。不久之后，他便启程前往昌黎。

这位追寻八路军足迹的外国医生名叫理查德·施泰因，中国名字傅莱，他出生在维也纳，年轻时已经是共青团员。1938年12月，纳粹德国入侵奥地利，18岁的理查德被迫离开祖国，登上轮船前往中国。因为他早听说，在遥远的东方正在进行着一场声势浩大的革命，那里有一支反法西斯的队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

1939年1月，辗转来到上海的理查德因为有医学背景，在一家医院的化验室找到了工作。

两年间，这位“洋医生”换了四家医院工作。从上海到天津，再到邢台，这条追寻之路漫长而曲折。

1941年春，理查德正在天津马大夫医院的化验室里忙碌着。一个身穿长衫、头戴礼帽、戴着一副墨镜的人突然推门进来，并轻声地问道：“请问您是奥地利来的理查德•施泰因吗？我叫黄浩，专程从北平来找您，欢迎您来晋察冀边区搞医务工作。”

黄浩的真实身份是八路军冀中军区平津特派人员主任，北平地下党联络员，正是聂荣臻派他到天津打前站与理查德接头。

1941年12月，理查德到达晋察冀军区司令部，见到了司令员聂荣臻。为了欢迎理查德的到来，聂荣臻特意腾出时间请他吃饭。

令理查德没想到的是，这顿饭吃完，除了梦寐以求的革命工作，他还得到了人生中另一个重要收获，他的中国名字傅莱。理查德非常喜欢这个中国名字，傅莱是德语“自由”的发音，自由不仅是他的愿望，更是他的理想。

之后，聂荣臻把傅莱安排到白求恩卫生学校做工作。

1944年，刚刚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傅莱，受组织派遣来到革命圣地延安。这几年，他走遍了大部分根据地。在部队的野战医院、后方医院等场所，常态化的缺医少药让傅莱深感触动。

抗日战争时期，像白求恩一样因为外伤导致继发性感染，最终截肢甚至牺牲的案例，傅莱亲眼目睹过太多。为了挽救身边战友的宝贵生命，他下定决心要搞出中国的青霉素。

1944年秋天，美国援华联合会提供的物资运到了陕甘宁边区，但也就只是一个蒸汽消毒器、六管青霉素菌种培养物，以及关于青霉素研究的部分资料。傅莱仅凭着这些物资，立即开始着手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要想研制青霉素培养液，最难的一环在控温上。温度条件需要在22至26摄氏度之间。延安的冬天很冷，窑洞里的室内温度在5摄氏度左右，取暖设施只有火炉或炭盆，但明火会改变室内湿度，不适宜细菌培养。

于是，傅莱在窑洞的地表下挖了管道，在室外生上火，把屋子变成一个大“火炕”，如果温度过热就开一会儿门。最后，整间窑洞成为了一个培养细菌的巨大恒温箱。

傅莱每天在实验室工作的时间都超过10个小时，历经了50多次失败，却从未萌生退缩的念头。

不到一年时间，傅莱团队终于研制出了极其珍贵的青霉素。《解放日报》《中国新闻》等国内外媒体都对这一令人振奋的新闻进行了报道。

随后，各医院运用傅莱研制的青霉素治疗外伤感染、败血症、脓胸和肺炎等感染性疾病，都取得了很好的疗效。青霉素成为了前线的宝贵用药。

“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我深深眷恋中国这片伟大的土地，百年之后，我希望将遗体献给医疗科研使用，将骨灰撒在河北省唐县葛公村的田野之中，那是我曾经同很多朋友战斗和工作过的地方，我希望可以常伴那片可爱的土地，以及那里的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