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2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的礼堂里响起了熟悉的军歌。这一天，将军业余合唱团正式成立。

合唱团成立后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参加将在1959年6月举行的全军第二届文艺汇演。

为展现雄浑的气魄，合唱团为演出安排了一个特殊环节——朗诵。

一天，有位身材魁梧的将军敲响了合唱团发起人之一李志民上将办公室的门，他就是开国少将熊伯涛。

见到熊伯涛，李志民便说出了请他过来的原因：希望这位“秀才”将军担任合唱团的朗诵。

熊伯涛喜欢写日记，写诗，也爱喝酒。早在长征到达陕北后，他就写下《茅台酒》一文。文章生动有趣，1937年被法国巴黎《救国时报》刊发，后又被收入《二万五千里》一书中。此书经修订，于1942 年更名为《红军长征记》出版。

熊伯涛讲话带有浓重的湖北黄陂口音，担心朗诵时大家会听不懂。他将自己的担忧告诉了李志民。李志民笑了笑说：“湖北黄陂方言不是曾被语言大师赵元任认定为‘典型的楚语’吗？你只要讲慢点，大家定会听得懂。而且，用方言朗诵也别有趣味。”

夜晚，熊伯涛宿舍的灯总是很晚才熄，他与黄志勇中将联手创作了诗歌——《将军合唱团朗诵词》。

在这篇朗诵词里，开国将军们谦虚地称呼自己是“老战士”：

就在熊伯涛将军练习朗诵词时，合唱团正面临着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

人民解放军成立以后，唱歌就成了鼓舞士气、团结力量的重要方式之一，部队里也涌现出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

选什么歌才能展现中国军队的力量呢？

合唱团选择的第一首歌曲是《红军纪律歌》。

1935年11月上旬，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在陕西延安甘泉县的象鼻子湾举行了会师联欢大会。就是在这次联欢大会上，毛泽东听到了红十五军团齐唱的《红军纪律歌》：“红色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毛泽东对歌曲很感兴趣，便向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询问。

徐海东乐呵呵地向毛泽东做了汇报：在鄂豫晥苏区时，红二十五军政治部干部程坦和刘华清将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内容编成歌词，填入《土地革命歌》曲调，就有了《红军纪律歌》。

合唱团选择的第二首歌是诞生在抗战烽火中的《在太行山上》。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在山西太行山区陵川县的街头，一位身材瘦削的人站在高台上向路人控诉日本侵略者的暴行，他就是时年36岁的桂涛声。桂涛声跟随游击队转战陵川，亲眼目睹了太行王莽岭的“千山万壑”，亲身感受到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才是真正的“铜壁铁墙”。

触景生情，酝酿半年的诗篇从桂涛声心底迸发而出。他随手掏出香烟，在包装纸上写下了《在太行山上》。

1938年6月，桂涛声来到武汉，将自己写满歌词的烟盒交给了作曲家冼星海。他请冼星海为战友们谱曲，用歌声宣传真正的抗日。

冼星海接过烟盒，坐到钢琴前。昏暗的灯光映射在他的脸上，律动的音符从他的笔尖蹦跳而出。冼星海连夜将歌词《在太行山上》谱写成一首兼有抒情性和进行曲风格的二部合唱曲。

将军合唱团选择的第三首歌是《我是一个兵》。

1950年，28岁的陆原在连队的黑,板报上发现了一首《枪杆诗》，其中的“俺本来是一个老百姓，放下锄头来当兵”吸引了他。

简单的文字给陆原带来了灵感，一段歌词不自觉地从他口中冒了出来：“我是中华一个兵，来自苦难老百姓”。

几天后，陆原带着他的歌词找到了战友岳仑。他们把原来七个字一句的词修改为长短句，岳仑一鼓作气谱出了曲调。就这样，脍炙人口的《我是一个兵》在司务处宿舍的木板阁楼里诞生了。

1959年6月1日，全军第二届文艺汇演在北京体育馆开幕。将军业余合唱团在李志民上将的指挥下演唱了这三首歌曲。

将军业余合唱团的表演引起了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元帅的关注。在他们的安排下，1959年6月22日，将军业余合唱团来到中南海演唱。

演出结束后，周恩来总理立刻走上前拉住李志民的手说：“将军合唱团要参加国庆10周年人民大会堂的晚会啊！”周总理还建议，在人民大会堂那么大的舞台上演出，能不能请200位将军来。

就这样

开国将军的“紧急集结号”

    吹响了！

将军合唱团能否在人民大会堂

 顺利演出？

开国将军们又如何用歌声

壮我军威 扬我国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