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有一组群雕。群雕里共有九人，他们神态笃定，或着西装，或着长褂。他们是谁？背后有哪些惊心动魄的故事？

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对华侵略的血盆之口终于亮出獠牙。日军士兵以巡查铁路为名，趁着夜色，将黄色方形炸药埋在距东北军北大营800米的铁轨接头处两侧。

图：南满铁路柳条湖段

晚10时20分，铁轨旁的黄色方形炸药被点燃，一声巨响震荡长空。以爆炸声为信号，早已全副武装的日军立即向预定目标攻击。

东北军北大营火光熊熊，人喊马嘶。

之后，日军诬陷中国军队在沈阳北大营西侧破坏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日本关东军连夜向沈阳增兵，并在南满铁路沿线展开全面攻势。

这就是日本蓄谋已久发动的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寄希望国际联盟组织出面干涉，制止日本的侵略。一再要求下，国联最终才决定派出李顿调查团前往东亚。

王建学 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教授

李顿调查团到了沈阳后，基本上都被日本特务包围了，司机、厨师、警卫和服务员基本都是由关东军特务围着，让李顿调查团看日本人所造的假现场，他们根本看不到真实的东西。

在得知李顿调查团要来调查“九一八”真相的消息后，9位知识分子在沈阳秘密组成地下小组，冒死搜集日本侵华的铁证。

他们是中共地下党员、著名银行家巩天民，金融家邵信普，医学教授刘仲明、毕天民、张查理、李宝实、于光元、刘仲宜，教育家张韵泠，人称沈阳“九君子”。

刘仲明曾在回忆录上这样写道：“有些老友已去关内，奔走抗日，当此紧要关头，这个揭穿日本侵略及制造伪国罪行的抗日活动，只有由我们来承担。”

当时的沈阳日军横行，百姓大多闭门不出，偶尔出门也是脚步匆匆。时任奉天商会会长巩天民为了拍摄到日军侵华的证据，异常忙碌。

有一次，为了拍财政厅门前的布告，巩天民怀揣相机，偷偷爬到财政厅对面一家商铺的房顶上。等到阳光刚好直射在布告牌上，他瞄准时机，“取证”成功。

对于有些日军张贴的告示，白天不便“行动”，“九君子”就等到晚上再揣着水瓶子，把告示润下来。如果不小心弄残缺了，还得想法再找。

比告示更难“取证”的是日军直接发给伪满洲国政府的“内部”文件。

巩辛 巩天民之孙

比如说要从伪满的财政厅里边偷出来一些重要的资料，有些部门是他也进去不了的，所以他就联系能接触到机密文件的人。还有一些跟日伪活动有关的证据，都是他们自己用照相机拍摄下来的，这个也很危险。

图：沈阳“九君子”使用过的相机

他们利用40天时间，将一厚摞的素材整理成册。材料的内容大致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各种侵华证据的汇编；第二部分是各项证据的详细说明书。

为了便于国联调查团阅读，刘仲明、张查理和巩天民将材料译成英文，装订成册，签上名字，然后装入绣上“TRUTH”字样的蓝色布包，辗转通过各种关系，秘密交给了李顿调查团。

这份被称为《TRUTH》的真相材料，向世界展示了大量原始性、实证性的罪证实物，足以证明日军发动的“九一八”事变是对中国处心积虑，蓄谋已久的侵略。

巩天民曾这样描述“九君子”的义举：“虽然我们是知识分子，都是手无寸铁的人，但是我们用自己的智慧、用自己的努力，甚至用我们自己的生命和鲜血做代价，来赢得这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1932年10月，调查团根据调查结果撰写的《李顿报告书》被交到国联。

石源华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

报告对日本是有所批评的，但并没有主持公道，日本还是占领了中国的东北。那么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依赖国联，但是国联并不能解决日本侵略中国的问题。

不久，日本以抗议为由退出国联，并开展报复行动，在沈阳市内大肆搜捕知识分子，“九君子”中除张韵泠外全部被捕入狱。面对敌人的酷刑，他们始终咬紧牙关，没有向侵略者妥协低头。迫于“九君子”的社会威望，又实在查无凭据，最后日军只好将他们释放。

90多年前，他们不仅喊出了中国人不当亡国奴的声音，更以非凡的智慧和胆识，向世人展示中国人坚韧不屈的气节和风骨！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