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打通科技与经济结合的通道，近年来，科研机构、高等院校推出各种改革措施，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杨国强是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副所长，光化学院重点实验室主任。从事了大半生化学基础研究的他，在近几年，决定将自己的科研成果向市场应用方面转化。2010年，杨国强带领的课题组接下了国家重点科研课题——光刻胶项目，决心攻克国内没有高档光刻胶材料的难题。

杨国强：因为我们国家目前的最好的刻线，就是到28纳米，我们中兴啊，这样的公司，但是国际上现在比如说台基电、三星，他们都可以用到十几个纳米，光刻胶的材料，更是落后，光刻胶的这种我们国家只有中低档的，而高档的或者是最朝高精细的这种光刻胶的话，我们国家目前自己还不能生产。

光刻技术是芯片生产的核心技术，而光刻胶又是光刻技术中的核心材料。杨国强带领自己的学生团队进行科研攻关，终于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科研成绩。

杨国强：光刻胶是一个战略物质，我们国家每年现在进口一万多亿人民币的芯片，光刻的技术是非常重要的，而光刻胶是光刻技术中间非常重要的一个材料，所以这种物资我们一定要自己能够做，这种材料我们一定要自己能够做我就希望，我们把不光只是实验室的东西，然后我们就希望把这个实验室的东西能够做得最终能够用到我们国家半导体工业上。

带着优秀的实验室科研成果，杨国强决定帮助企业生产出优质的光刻胶产品，支持国家半导体产业的发展。经过杨国强不懈的努力，他们终于谈成投资，成立了一家创业企业，以科研成果入股来进行共同生产研发，既可以解决企业研发能力不足的问题，又可以很好地保证研发团队的长期持续的投入精力研发，可谓是一举两得。

中科院化学所科技成果转化处处长 张建伟：2009年中关村自主示范园区的激励政策，是允许国有股份的20%到30%奖励给科研团队，2015年10月份出台的科研成果转化法修正案之后，允许50%以上的国有股权份额奖励给科研团队。从这个角度来说，国有股权份额的上升，对于这个成果转化是一个促进。

2015年我国修订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对科研人员以入股的方式实现科技成果转化，有了更有力的激励措施。在2015年以前，以科研院所的研究成果入股企业，科研团队只能站到30%左右的股权比例，剩下的70%归属于科研人员所在的国有科研单位；而现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科研团队可以直接占到50%的股权，如果是离岗创业，还可以追加到70%。这对于科研院所的科研人员们来说，激励大大提升了。

周三下午，苏州下起了雨。思必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俞凯还是按计划赶去上海交大，他有一个学生要面试。俞凯说，他已经习惯了两地奔波的工作状态，经常一周往返两三次。

俞凯：我总共研究生、博士生加在一起20多人，加上实验室和本科生有40多人，要保证学生毕业这也是学校基本的一个要求。

俞凯说，对于公司来说，研究和开发，就像鸟儿的一对翅膀缺一不可，然而作为一家创业小公司，可以做到开发，但是却没有能力支撑进行基础研究的团队，因此为了能够让公司拥有持续创新的能力，俞凯在上海交大组建了联合实验室，为公司发展提供基础性研究。

俞凯：我们要做的公司是一家技术性的公司，所以他一定需要有很持续的这样一个，长久的这么一个研发能力，他需要有一个团队，他需要有世界水平的这样的科研的成果和交流。

虽说，双重的身份让俞凯在学界和企业界游刃有余，可是让他没想到的是，2015年，俞凯遇到了一个大问题。

俞凯：2015年我们有一笔比较大的融资的时候，对方的律师比较明确的提出来，说你有核心技术。你这个核心技术的研发又是在交大为主体，将来这个事究竟是交大的还是思必驰的，这个事情你得说清楚。

基于上海交大和思必驰科研团队的努力共同形成的专利究竟该属于谁，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而无论是俞凯还是上海交大都没有先例可循。

上海交通大学先进产业研究院院长 刘燕刚：我们在以前上处理这样的东西，尤其是跟教授直接相关的东西我们是没有，学校没有明文规定，而且说句实话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权利来治理这样的文件，所以这个是最大的问题，也有这样自行转化的，那么完全是在灰色地带，或者说桌子底下做的，那这样的话危害性就很大。

刘燕刚说，以前学校的教授科研团队的研究成果属于国有资产，处置转化十分困难。不过，就在双方一筹莫展的时候，2015年，科技部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颁布实施。其中第十七条明确规定，“国家鼓励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采取转让、许可或者作价投资等方式，向企业或者其他组织转移科技成果。”“国家设立的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对其持有的科技成果,可以自主决定转让、许可或者作价投资”。按照这样的规定，上海交大有权自行处置其持有的科技成果。

经过半年多的协调商讨，刘燕刚和俞凯他们终于拿出了一个合适的解决方案。

俞凯：上海交大对研发专利的有所有权，思必驰公司对专利的有独占实施权。未来的公司上市或者做成功了，会给学校一定比例的捐赠。

2015年，俞凯的思必驰公司和上海交大签订专利共有协议，对俞凯的实验室当下和未来产生的知识产权问题，都做了明确说明。最终俞凯的公司顺利拿到那笔重要的融资。

鉴于俞凯的创业公司案例的特殊性，上海交通大学，结合这个案例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知识产权处置的方案文件，为以后学校科技成果转化扫平障碍。

刘燕刚：真正对高校成果转化最重要的工作，不是怎么去鼓励，怎么去刺激，而是你把道路开通，当这个技术真正产生的时候，它会自然而然的就向市场上转化了，转化的时候不能设障碍，你把这个障碍全部去掉，这才是学校该干的事。

利用高校的科研成果推动产业发展，在实践中又提出问题，利用科学研究的方法去解决，是俞凯的“科研方法论”。2014年，上海交通大学在俞凯所在的学院成立了一个未来媒体网络协同创新中心。俞凯得以继续留在学校从事科研，所幸他的企业，也顺利渡过难关。而像这样的创新，上海交大还在不断尝试。

俞凯：我会希望在中国能够做出国际水平的研究成果，而同样在产业在中国用我们自己整个做的技术去改变这个世界。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各类技术交易市场超过1000家，2016年全国技术合同成交额同比增长15.97%，达到11407亿元，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与此同时，科技部还支持启动了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建设，探索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与模式，为国家政策制定提供支撑。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设立9支创业投资子基金，总规模达到173亿元。

同一间办公室，又要搞研发，又要做项目， 41岁的俞凯有着双重的身份。在学界，俞凯教授是上海交大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研究员，智能语音技术实验室主任；在产业界，他是一家人工智能企业的创始人、首席科学家，也是国内学术界“青年千人计划”里唯一一位来自智能语音技术行业领域的语音专家。这家公司专门从事智能语音交互平台的研发。

上海交通大学研究员 思必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 俞凯：思必驰所做的语音交互的解决方案，包括硬件的，包括软件音乐也好，问天气也好，弄日历也好，这个是整体的人机交互的服务。

语音识别和交互是人工智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思必驰智能语音交互产品，像机器人能够说话，能够听得懂人，可以和人进行交流。

俞凯所在的公司，是从2014年开始进入智能硬件领域的研发，主要应用在车载装备、智能家居和智能机器人三大领域。相比较生产终端的产品，他们所做的工作是为生产产品的企业提供后台支撑和服务，这也是人工智能语音交互的核心。

晚上八点钟，俞凯还没有下班。他专门找到公司的两名“特殊员工”谈话。

俞凯告诉记者，由于自己是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系的特别研究员，在学校里，他还有科研和带学生的任务。而他的公司也成为他的学生从事科学研究的基地。

在把科研成果转化的道路上，还有很多有着科学家、企业家双重身份的人在奔波。杨桂生是上海杰事杰新材料集团董事长，国家新材料产业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在27岁那年，杨桂生就成为了中国首位工程塑料博士，他的研究填补了中国工程塑料领域的多项空白。

通过研发塑料的新性能来满足更高品质要求的材料，新材料能不能再轻一点，再结实一点，再耐用一些，这是他一直在花时间去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他们刚刚研发出的新型塑料，比钢铁的强度还高，重量却只有同等体积钢铁材料的六分之一。把这样的科研成果投放到市场中去应用，是杨桂生最大的梦想。

眼前的这个集装箱，就是用他们研发的新型材料制造的。一个体积八十多立方米，自重近五吨的大家伙，经过改造之后，上下两块板已经变成了塑料新材料铸造的板材，经过测试，他们研发的塑料板材同样可以完成钢铁的任务，甚至完成得更出色，以塑代钢，仅仅是把材料换掉，就可以将集装箱自重降低百分之二十，无形之中增加了20%的运力，这正是新材料的研发成果为航运产业带来的新契机。怎么能把实验室的新材料成果带到更多的产业和领域，杨桂生一直在为此奔忙。

1990年博士毕业后，杨桂生就留在了中国科学院，并担任了工程塑料课题组的组长，当时负责的国家的985科技攻关项目，杨桂生很快就出色地完成了科研任务，研究成果战功赫赫，但是他却对这样的结果并不满意。

杨桂生：感觉这个成果，就是锁在抽屉里面。一方面我们看到产业界，制造业在进口一些工艺技术，另外一方面，就是像中科院这种国家的最高的学术机构，它的成果也在束之高阁。所以我就想，是不是自己能够尝试一下，把这个成果能够变成一个现实生产力。

当时国内的石化产业，由于缺乏先进的科研成果和生产工艺，很多材料都属于行业空白，只有性能较差的产品作为基础材料供应其它产业使用。杨桂生做出了科研成果，却看着论文和实验成果锁在了抽屉里。1992年，杨桂生决心下海创业，提出组建工程塑料经济实体的生产公司，把研究课题最终转化为市场所需的产品，这个大胆的想法很快得到中科院领导的支持。

带着2000块钱差旅费，杨桂生毅然决然去了上海创业。

杨桂生：我是受中科院化学所的委派到上海创办这个杰事杰公司，当时真正能够离开体制，带着成果产业化，当时我是第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