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建元

至元八年（1271）十一月，忽必烈采纳刘秉忠、王鹗等儒臣的建议，根据《易经》“乾元”的意思，正式建国号为大元，并颁布建国号诏。蒙古自从成吉思汗建国以来，一直用族名充当国名，称大蒙古国，没有正式建立国号。忽必烈登上蒙古汗位后，建年号为“中统”，仍然没有立国号。随着征宋战争的顺利进行，蒙古政权实际上已成为效法中原地区汉族统治方式的封建政权，尤其是忽必烈统治日益巩固，于是他决定在“附会汉法”方面再迈进一步，把自己的王朝建成传承汉族封建王朝正统的朝代。忽必烈建国号大元。明确表示他所统治的国家已经不只属于蒙古一个民族，而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继续。至元九年（1272）二月，忽必烈采纳刘秉忠迁都的建议，改中都为大都，正式定为元朝首都。蒙古国时期，统治中心在和林（今蒙古内），忽必烈即位后，元朝的统治中心已经南移，远在漠北的和林不再适合作都城，忽必烈开始寻找新的建都地点。他升开平为上都，取代和林，接着又迁往更理想的燕京（今北京）定名为中都，中都改为大都后，忽必烈于至元十一年（1274）正月在大都正殿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大都从此成为元朝的统治中心。

宋置土籍

贾似道为读书人，于咸淳七年（1271）十二月令御史陈伯大奏请设置士籍。士籍开列乡里、姓名、年甲、三代、妻室，令乡里邻居核对，与科举条例无妨碍，方许纳卷。又严格后省覆试办法，答卷字迹与中省考试原卷字迹稍有不同，即予罢黜。复试时，裸体搜身，搜查有无挟带书籍字条。有李钫孙者，少时在腿上刺上花纹戏玩，复试搜身时被发现，即遭贬退。当时，宋廷边事危急而束手无策，却用科举牵累士人，荒谬至极。饶鲁一意经学

饶鲁，宋理宗、度宗时期学者。不事科举，一意经学。曾从学黄榦，承传朱熹理学，而不株守朱学门户。他把宇宙的根本看成是太极、道、理，“气以理为至、理以气为辅”。人之所以生，是禀天地之气以为形，怀天地之理以为性。人的本然之性即天地之理、天地之性是湛然纯善的，但由于气禀物欲的昏蔽，人性有善与不善的区别，这就是气质之性。本然之性寓于气质之性当中，不善的人，本身也潜藏着本然之性，革除物欲的昏蔽，就可向善，与天理合一。要克除私欲还复本性，关键在于自识本心，内省自身的善端。他提出“仁”即“心”。心之能存在与否在于“诚”，即涵养自省的功夫。要诚必须“敬”，“须是敬，方看得道理出”。敬就是戒惧、慎独、笃恭。初学者可以用静坐的方法来“收心”，使本来的善性得到发挥。

蒙古设国子学

窝阔台汗五年（1233），蒙古曾在燕京设立学校，选派蒙古子弟学习汉文，汉人称之为国子学。忽必烈总管漠南和即位后，注意兴学养士。至元六年（1269）七月，下诏正式设立国子学。八年（1271）初，国子学开办，，增置司业、博士、助教各一员，选随朝百官近侍蒙古、汉人子弟和俊秀者为生徒。许衡从政失意，致力教学，兼国子学祭酒（校长），奏召自己的弟子王梓、耶律有尚、姚燧等十二人担任各斋斋长。主要学习小学、四书，兼司书算，课余学习礼仪。此时阿合马专权，以学校非急务，读书为无用，而不及时供应国学廪膳。十年（1273）七月，许衡见难有作为，辞职归怀州。朝廷以王恂主持国于学，以许衡弟子耶律有尚、苏耶、白栋为助教，勉强维持许衡建立的规模。蒙军牵制四川攫襄

至元七年（1270）、宋咸淳六年底，蒙军完成了对襄樊的包围。次年五月，根据忽必烈牵制川蜀援襄的旨谕，在四川的蒙军将帅赛典赤、郑鼎提兵水陆并进，直抵嘉定（今四川乐山），汪良臣、彭天祥出重庆，札剌不花出泸州，曲立吉思出涪州（今四川涪陵），杨文安出兵争夺达、开二州，以牵制四川宋军，使之不能出菱峡援襄樊。几路蒙军虽然都未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但达到了牵制四川宋军自长江上游增援襄樊的目的。塔出、董文炳争夺五河口

五河口（今安徽五河）是淮河支流入淮河的隘口，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宋淳祐年间，蒙军多次由此渡过淮河。淳祐五年 （1245）二月，宋将吕文德败蒙古兵于五河，收复五河城。此后，双方对此地的争夺一直没有停止。咸淳五年（1269），蒙古山东统军帖赤攻五河，多次出击均无结果。左丞董文炳旋率山东兵攻五河口，仍未攻下。次年，蒙军曾一度攻下五河口，却未能乘势立足。七年（1270）六月，蒙古山东统军司塔出、董文炳侦知宋淮东制置使印应雷将城五河口，请筑城以守，但错过时机。宋军巳抢先在其地树栅立城，宋廷赐名淮安军。塔出、董文炳争而未得，受到忽必烈责罚。九月，蒙军才勉力在五河口筑堡。此后，双方仍未停止对这一隘口控制权的争夺。元禁用金“泰和律”

蒙古国时期，在蒙古贵族中，一直以成青思汗时代形式的札撒为最高法令。处理北方汉人、女真人的刑名之事，大体沿用金章宗泰和元年（1201）制定的《泰和律义》，即“泰和律”。忽必烈建元即位后，为了体现“用刑宽恕”的意旨，参用泰和律定罪后，再按一定折代关系减省折代量刑。同时还颁布了许多新的法定和条文。至元八年（1271）十一月，忽必烈在建“大元”国号同时，下令禁用“泰和律”。此后，朝廷多次组织重臣修定律令。但终元一代，一直未能编制完成完备的法典。在审判案件时，各级官吏没有明确的律文可循，只能根据巳断案件类推解释，比罪量刑，司法具有极大的随意性。忽必烈建国号大元

蒙古国时期无国名，以族名充之。中统建元，也未提及建国号之事。随着征宋战争的顺利进行，尤其是忽必烈统治的日益巩固，他决定在“附会汉法”方面再迈一步，把自己的王朝建成传承汉族封建王朝正统的新朝代。至元八年 （1271）十一月，忽必烈采纳刘秉忠、王鹗等儒臣的建议，根据《易经》“乾元”之义，正式建国号曰大元，并颁布《建国号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