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晋室南迁到刘裕建宋的103年中，中国是南北分裂的。由于南北各政治势力力量较为均衡，因此无论南方祖逖、桓温等人的北伐，还是北方苻坚声势浩大的南侵，均以失败而告终。分裂的中国这时处于一种弱势政权统治的状态，因此在长江以北，各少数民族纷纷登场，轮番扮演着政治舞台上的各种角色。而在长江以南，虽然晋宗室又建立了一个流亡政权，虽然能够保住半壁江山，但更多是因为其为西晋正统传人，中国民众也有着忠君的传统，所以能够勉力支撑下去。但他们也一直没能积累起强大的实力去收复江北，重寻往昔司马氏的辉煌。

西晋灭亡以后，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先后在中国北方建立起近二十个少数民族政权。政权更迭频繁，民族矛盾尖锐，社会动荡不安，经济衰落凋敝，北方各族劳动人民活于水深火热之中。永嘉之乱后，洛阳陷落，中原人民纷纷南迁。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人民迁徙。318年，司马睿正式称帝，建立东晋。东晋政权的政治基础是流寓江南的门阀士族，他们满足于门弟的清高、官职的显要，缺乏必要的政治素养与理政能力，导致东晋政权很快走向衰败。东晋末年，内有桓玄专权，外有孙恩、卢循起义的打击，东晋政权奄奄一息。出身寒门的刘裕以挽救朝廷危亡起家，安内平外，并最终成为东晋王朝的掘墓人，代晋自立。

东晋时期，南方的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提高，北方农民不断渡江而来，补充了南方不足的劳动力，也带来了比较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南北农民的结合，北方的工具技术同南方水田种植经验的结合，是南方农业发展的重要原因，于是，中国的经济重心从此开始南移。司马睿称帝建东晋 永嘉元年（307）七月，朝廷命镇守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的琅琊王司马睿移镇建邺（今江苏南京），又命王衍弟王澄为荆州都督，族弟五敦为扬州刺史。建兴四年（316）十一月，愍帝出降刘聪，西晋灭亡。建兴五年（317）三月，晋愍帝遇害的消息传到建邺，琅琊王的僚属纷纷上表劝司马睿即皇帝位。十日，司马睿于建邺即位称帝，这就是晋元帝。东晋王朝正式建立。建邺为了避愍帝司马邺的讳，改称建康。司马睿宣布大赦天下，改元大兴。文武百官都官升二级。东晋政权是西晋门阀士族统治的继续和发展。司马睿能在江南重建和中兴晋室，北方士族王导、王敦等琅琊王氏起了很大作用。王导（276——339）更是东晋政权的奠基人，当时被称为“江左管夷吾”。永嘉（307——313）之乱后，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社会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因此，在江左建立的东晋政权不仅是门阀专政的工具，同时也反映了汉民族利益的某些特征，所以“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汉太弟义被杀，立粲为太子。

汉太弟刘义曾因王沈、靳准等挑拨而受汉帝刘聪猜忌，刘聪见其容貌憔悴，酒欢时仍持之如初。然至麟嘉二年（317）三月，相国刘粲与勒准、王沈等共诬刘义谋反，并率军包围东宫，获氐、羌酋长十余人，于是尽杀东宫官属及刘义素所亲厚者。王忱、勒准所恨大臣数十人及东宫兵士一万五千余人亦死于此难。同年四月，义被废为北部王，粲密使靳准派人杀之。刘聪闻义死，痛哭流涕。一时氐、羌叛汉者甚众。同年七月，聪立粲为皇太子，领相国、大单于，总摄朝政如故。汉境大旱

麟嘉二年（317）七月，汉境司（今河北邢台）、冀（今河北冀县）、并（今山西太原西南）、青（今山东淄博东）、雍（今陕西西安西北）五州发生干旱，蝗早成灾。而黄河、汾水岸溢，冲漂千余家，灾情十分严重。晋置太学，督课农功

建武元年（317）十一月，征南军司戴邈以世道久丧，礼俗日弊，向晋王司马睿献议，谓“宜笃道崇儒，以励风化”，兴设太学。晋王赞允，于是东晋始立太学。司马睿又下令课督农功，二千石官及长吏以入谷多少为考绩殿最，诸军各自佃作以自给。晋愍帝遇害

晋愍帝于建兴四年（316）十一月被俘往平阳后，汉帝刘聪以愍帝为光禄大夫，封怀安侯。次年末聪外出狩猎，又以愍帝行车骑将军，身着戎服执戟前导，见之者皆指称为“长安天子”。汉太子粲建议杀之以绝后患。同年十二月，刘聪又在平阳光极殿盛宴群臣，令愍帝行酒洗爵；聪自更衣，又使晋帝执盖。晋臣见状，悲痛弟泣，尚书郎辛宾抱帝大哭，为刘聪所杀。晋将赵固与河内太守郭默起兵侵扰汉境河东，声言将擒缚刘粲以赎晋帝，刘聪于是将晋愍帝杀害。年十八。杨氏氐分裂为二

晋建武元年（317）末，氐王杨茂搜卒。长子杨难敌继立，与少子杨坚头分领部曲。杨难敌号称左贤王，屯驻下辨（今甘肃成县西）；杨坚头号称右贤王，驻屯河池（今甘肃徽县西北）。河南王吐谷浑卒

吐谷浑系鲜卑慕容廆之庶兄，其父涉归，分其户一千七百与之。慕容廆嗣位，二部马匹争半，廆遣使指责吐谷浑：“父亲已将你我分开，你为何不远离此地，以致二部马因斗致伤！”吐谷浑大怒，声言马斗乃系常事，“何至怒及于人？”遂率其部众西迁。慕容廆后悔，遣使追及，但遭到拒绝。吐谷浑率众先居阴山，后值永嘉大乱，又度陇向西，据洮水（今甘肃洮水流域）以西，至白兰（今青海玉树西北）据地方数千里。慕容廆追思，为之作《阿干之歌》，阿干即“兄”之意。晋建武元年（317），吐谷浑卒，有子六十余人，长子吐延嗣位。吐延长大有勇力，羌胡皆畏之，河西、陇右吐谷浑始此。

葛洪著《抱朴子》发展道教

东晋时，葛洪撰成《抱林子·内篇》，这是道教宗教哲学和原始化学炼丹术的重要著作。它在道教史和炼丹史上都有重大影响。葛洪（284－364），字稚川，自号抱林子，丹阳句容（江苏省句容县）人，是东晋著名的道教理论家、炼丹家和医药学家。他学识丰富，著作很多，但大多散佚。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推《抱朴子》，含内篇20卷，外篇50篇。而《抱朴子·内篇》则是反映他的道教神学的主要代表作。东晋时道教从民间宗教向为门阀世族服务的官方宗教转型，葛洪的《抱林子·内篇》对此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是这一转折阶段的一块里程碑，早期的道教常以符箓、巫祝等宗教仪式为人治病，并以此吸引信徒，后来便有人认为用这种方法可求取长生，葛洪对此作了否定。他赞富贵神仙，斥民间道教，甚至认为王者应以严刑峻法来制止这类巫术活动。他在强调内修的同时，提出了外养兼顾，“藉外物以自坚固”的见解，他从黄金耐腐蚀、高熔点的化学稳定性出发，推论金丹具有使人不朽的滋补作用，并为信徒们列出以下修道方法：①积善立功；②草木药饵；③屈伸导引；④宝精行气；⑤金丹大药。《抱朴子·内篇》还总结了魏晋时期炼丹术，收集了大量炼丹方。葛洪是汉魏以来道教理论的集大成者，他的《抱朴子·内篇》为神仙道教构造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框架。它是向社会不同阶层公开布道的神仙道教典籍，并为道教在南北朝成熟准备了条件。干宝与《搜神记》

东晋年间，史学家干宝石根据历代神话传说，编撰了中国第一部志怪小说集《搜神记》。《搜神记》所记多为神怪灵异，但也保存了不少民间传说。如《韩凭夫妇》、《李寄》、《干将莫邪》等篇。《干将莫邪》写楚人干将莫邪为楚王铸剑，三年剑成，却被楚王盛怒杀死。其子赤比立志报仇，不惜自刎，托头于山中客，山中客持头往见楚王：“王大喜，客曰：‘此乃勇士头也，当于汤镬煮之。’王如其言煮头，三日三夕不烂，头踔出汤出，瞋目大怒，客曰：‘此儿头不烂，愿王自往临视之，是必烂也。’王即临之，客以剑拟头王，王头随堕汤中，客亦自刎己头，头复堕汤中，三首惧烂。”惊心动魄，壮气淋漓。《韩凭夫妇》写宋康王见韩凭的妻子何氏美丽，强加抢夺，并迫令韩凭服劳役，逼得二人先后殉情自尽。何氏留下遗言，请求与韩凭合葬一处，而宋康却说：“尔夫妇相爱不已，若能使冢合，则吾弗阻也。”一宿之间，两棵梓木从两冢中长出来，树干相交，根于地下缠绕，树枝也牵连在一起，人称之为“相思树”，树上又有鸳鸯一对，早夕不肯离去，交颈悲鸣，音声感人。本书篇幅较大，所收内容多有价值。在六朝志怪小说中占重要地位，被当时人刘倓称为“鬼之董狐”。围棋兴盛

三国时期，由于士族贵族喜好博弈，围棋开始得到发展，不但涌现了大批优秀棋手，而且建立了相当于今日段位制的棋品制，甚至出现了棋法研究的专著。在这一时期，士族贵族依靠他们特有的政治经济权利，过着奢侈而又闲适的生活。围棋作为一种高雅的消遣娱乐活动得到普遍的钟爱。因此，上至皇帝，下至王公大臣、文人学士都以此为乐。三国时曹操，南朝宋太祖刘裕、齐明帝萧鸾、梁武帝萧衍等都喜好围棋。这一时期围棋品评实践结果产生了棋品制，即按棋手技艺高低分为'九品'，据魏国邯郸淳的《艺经》记载：“夫围棋之品有九：一曰入神；二曰坐照；三曰具体；四曰通幽；五曰用智；六曰小巧；七曰斗力；八曰若愚；九曰守拙。九品之外，今不复云。”其实当时除九品之外，尚有“棋圣”之称。这种九品制后来传入日本，成为日本九段制的根据。最后一种可以见出当时围棋发展的水平的，是棋谱和棋法研究专著的出现。据《南齐书·萧惠基传》记载：“宋文帝世，羊玄保为会稽太守，帝遣（褚）思庄入东与玄保戏。因制局图，还于帝前覆之。”这是关于录制名手棋谱的记载。至于研究棋法的专著。有《棋势》四卷、《棋势》十卷三种，《棋势》八卷、《棋图势》十卷、《棋法》八卷等。顾恺之代表魏晋绘画艺术高峰

顾恺之（344~405）是东晋绘画的卓越代表人物，也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大画家，早期的绘画理论家。他出身士族高门，字长康，小名虎头，晋陵无锡人。他少年时便当上了大将军桓温的参军，后任散骑常侍。顾恺之多才多艺，名声很大，当时有“画绝、才绝、痴绝”的“三绝”称号。在绘画上，他总结了汉魏以来民间的和士大夫的绘画经验，把传统绘画向前推进了一大步。顾恺之善画肖像，亦工山水，他认为绘画妙在传神，要以形写神，有“传神写照，尽在阿堵中”的妙语，青年时代，他为瓦官寺作维摩诘壁画，当众为画像点睛，三日间便为寺院募得百万钱，此事轰动一时。他为裴楷画像，只在颊上添上三毫，变使画像神采奕奕；画谢鲲则以岩壑为背景，因为谢鲲好游山玩水，故借此以表现其志趣风度。唐代书画评论家张怀瓘的《画断》说：“像人之美，张（僧繇）得其肉，陆（探微）得其骨，顾（恺之）得其神，以顾为最。”一语奠定顾在绘画史上的地位。顾恺之本人在其画论里也说，画“手挥五弦”固然不易，但画“目送飞鸿”更难。此语正体现了他对神形兼具的追求，这一点对后来的中国画创作和绘画美学思想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陶渊明田园诗对后世影响巨大

陶渊明（365~427）名潜，又名元亮，以字行，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他的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但到他这一代。家境已经没落。陶渊明少年时生活贫困，学习却非常勤奋，对儒家“六经”及诸子百家的书无所不读。年轻的陶渊明本来有“大济苍生”的壮志。他生活于东晋和南朝宋时代，29岁时踏上仕途。做过祭酒、参军等小官，不仅无由施展自己的抱负，而且要违心地和一些官场人物周旋。这一切使他对仕途前程灰心失意。陶渊明在10多年的仕途生活中，曾几次辞官归隐。他在自叙性的《五柳先生传》里，以简洁的文笔，描述了自己“闲静少言，不慕荣利”，“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的性格风貌。陶渊明仕途生活中最后一任官职是彭泽令，当了80多天，正逢郡里的督邮来县，属吏告诉他应该恭敬地去迎接，他叹道：“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立即辞官回家，从此隐居不仕，陶渊明在辞官归家途中，写下了《归去来兮辞》这篇历来为人称颂的辞赋名作，着力描写他由仕途折回的喜悦以及对田园生活的热爱。突出表现了他的高洁志趣，叙事、写景、抒情结合得非常自然，语言清新流畅。诗歌是陶渊明文学成就最突出的方面。他在归隐生活中写下了大量田园诗，如“方宅二余亩，草屋八九间”，“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里，鸡鸣桑树颠”，不仅细致地描写了纯洁、幽美的田园生活，而且情趣盎然，在田园诗之外，陶渊明还写了《饮酒》、《拟古》、《读山海经》等其他内容的篇章，他性喜饮酒，诗中几乎篇篇提到酒，他不仅仅企图醉酒忘世，更多的是以酒寄怀，抒发自己壮志未酬、愤慨难平的复杂感情。《桃花源记》是陶渊明的散文杰作，有曲折新奇的故事，有人物和对话，有对明丽如画的自然景色的描写，一个人们理想中的社会宛如就在眼前。作品中优美的艺术形式和丰富的思想内容相结合，千百年来一直深受大家的喜爱。陶渊明的诗和辞赋、散文在艺术上具有独特的风格和极高的造诣。他开创的田园诗一体，为古典诗歌开辟了新的境界。他的作品平淡自然，但是，无一不是出于自己的真实感受。所以亲切动人，这些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般若学流行两晋

魏晋时期，以《般若经》为中心的印度大乘空宗学说传入中国，它要论证的是物质世界存在的虚幻性。般若是佛教六度之一，指通过智慧达到涅槃的彼岸，这里的智慧具有神秘意义，不是指用来认识客观世界的知识，而是专门用来体会佛教最高精神本体的特殊智慧。佛教中的“般若波罗蜜”是一种极高的境界，要领在于抛弃凡间世人的智慧，用般若来领悟现实世界的虚幻、不真实性。《般若经》通篇内容就在于诱导人们认识一个空字，但是，在如何解释空上，僧众中却有很大分歧，另外，受当时玄学的影响。佛教僧侣所宣传的般若空宗学说，基本上是以玄学理论为出发点的，因玄学中存在不同观点，导致般若空宗产生不同流派，因此，在早期般若学中有所谓“六家七宗”之学的争论，各家从不同角度解释般若空观，形成玄学化的佛学。般若到僧肇而发展到高峰。僧肇集前代般若学之大成而建立的哲学体系，虽然在理论上最后归于宗教神秘主义，但促进了中国哲学理论思想的发展，它在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史上，功不可没，般若学之后，社会上广泛传播的就是涅槃学了。 魏晋盛行墓葬壁画

自汉代取得河西走廊以来，历代政府便不断加以开发。移民屯田，把农业文化带进河西。近年在酒泉、嘉峪关等地的墓葬中，出土了不少反映魏晋时期汉人生活的壁画。这些壁画，即有表现中原舆服制度的场面，亦有不少生活务农的情景，可见当地汉人的生活与中原地区已无多大差异。这些墓葬壁画保存至今，让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当时人们的生活习俗、衣装用具，具有很高的价值。

张实发兵勤王

晋愍帝降汉被掳的消息传至凉州（今甘肃武威）后，张实叔父张肃悲愤而卒。晋黄门郎史淑、侍御史王冲自长安奔凉州，传诏令张实协佐琅邪王司马睿。建兴五年（317）正月，张实派遣太府司空韩璞等统军向长安进发，又遣书相国司马保，约共同勤王。韩璞等军途中为羌人所阻而返。时关中大乱，氐羌攻掠陇右，雍、秦之民，死者十之八九，唯凉州安稳，故长安有民谣称：“秦川中，血没腕，唯有凉州倚柱观。”此后，张氏在凉州建立汉族政权，史称前凉。慕容廆归顺江东

建武元年（317）三月，晋王司马睿封拜鲜卑大都督慕容廆为都督辽左杂夷流民诸军事、龙骧将军、大单于、昌黎分；但慕容廆拒受。征虏将军鲁昌向廆献议，以为琅琊王承制江东，为四海所系属，应劝其承大统，奉诏以伐有罪。处士高翊亦劝廆与江东结好，遣使示尊：“然后仗大义以征诸部”，慕容廆接受此议，奉司马睿正朔，并派遣长史王济浮海至建康劝进。祖逖经营北伐

晋豫州刺史祖逖于建兴元年（313）八月过江北屯淮阴（今市西南）后，建武元年（317）六月，祖逖又出屯芦州（今安徽毫县东涡水）北岸，派遣参军殷乂前去联络流民帅张平、樊雅。此前王睿派桓宣已收复二部，殷乂轻视流民帅，反被张平所杀，祖逖又以计攻杀张平。逖随即进攻谯城樊雅，但久攻不下，又请兵于南中郎将王含，含遣参军桓宣助逖。宣单骑劝服攀雅，祖逖于是进入谯城。此时石勒派石虎进兵谯，但为桓宣所败。晋王睿随即传檄天下，命琅邪王司裒率兵三万受祖逖指挥，进行北伐，但旋即召裒复还建康。周访击败杜曾

杜曾占据沔汉后，晋廷派王廙为荆州刺史，先被杜曾所拒。王廙于建武元年（317）八月赴任荆州，留长史刘浚镇扬口（今湖北潜江北），不听竟陵内史朱伺劝告，自领兵西行。杜曾遂率兵先趋扬口，朱伺与刘浚不能守，奋战得脱，病创而死。武昌太守赵诱、襄阳太守朱轨及陵江将军黄峻又与杜曾攻战，皆战败而死。晋王司马睿急调豫章太守周访进击。访分军三部，自领中军，杜曾先后击败访军两翼，但访自选精锐八百，行酒饮之，并亲自击鼓，八月将士齐击奋杀曾众千余人，杜曾溃败，退守武当（今湖北均县西北），汉沔平定。王廙始得至荆州。周访因功升任梁州（今陕西汉中）刺史，屯驻襄阳。司马裒卒

司马裒字道成，司马睿次子。其母荀氏，以微贱入宫，受宠于晋王。裒初继叔父长乐亭侯司马浑，后徒封宣城郡公，拜将军。晋王睿立国后，以裒有成人之量，欲立之为嗣，但王导以为绍与裒俱有朗俊之美，理应立长。于是立绍为王太子。封裒为琅邪王，嗣恭王后，改食会稽、宣城邑五万二千户，拜散骑常侍、使持节、都督青徐兖三州诸军事、车骑将军，并征还京城。建武元年（317）十月卒，年仅十八岁。

司马帝司马睿建武元年